開元通寶錢唐代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開始鑄造，在唐代先后鑄行了200余年，鑄量巨大。開元通寶錢背上多鑄有月紋。
　　對于月紋來源的著述，最早見于唐代學者鄭虔著《會粹》謂：“（歐陽）詢初進蠟樣日，文德皇后掐一甲跡，故錢上有掐文。”北宋學者劉斧著《青瑣高議》則謂：“開元通寶……是唐明皇開元年號所鑄，背上有半月手甲文，俗謂是楊妃甲痕。”甲痕說還見于一些其他歷史典籍，明顯具有民間傳說的味道，當不可信。清代嘉慶年間學者翁樹培所著《古泉匯考》則指出：“甲痕……更屬以訛傳訛……不免于荒謬耳。”“當是鑄錢者私為標記耳。”
　　但再想一下，唐代的著作記錄當朝的事情，也許不會純是無中生有，可能也是有依據(jù)的。在王權(quán)社會，皇帝皇后是至高無上的，做的事說的話那是圣旨懿旨，即使錯了也要絕對執(zhí)行。也可能真的是某皇后在錢樣上掐了一下，那就無人敢動了，只能照此鑄錢，這也許就是月紋之濫觴。
　　現(xiàn)代泉界則認為，開元通寶錢月紋系各個鑄爐的標記，它與其他記號如星紋、云紋、鳥紋一樣，均為爐別標記，以做質(zhì)量驗證的憑證。此說現(xiàn)已深入人心，被絕大多數(shù)學者及藏家認可，似無爭議。但仔細推敲，此說漏洞也不小。自中唐始，開元錢大部分都鑄有月紋，一般的形式是錢背穿上仰月，穿下的較少，其他位置的更少。其次是面星紋，多在通下，錢背及其他位置的稀少。也有孕星、多星、祥云等，但罕見。若是爐別標記，應該有更多樣的紋識、更多種位置，且都應有一定的數(shù)量，才能分清爐別。而大多數(shù)的錢是背穿上仰月（初唐則絕大多數(shù)沒有標記），難道偌大的一個國家用的錢，大部分由一座鑄爐鑄造不成？這顯然違背常理。
　　圓錢上出現(xiàn)紋飾，最早始于漢半兩錢，現(xiàn)代學者也解釋為爐別標記。半兩的標識多為豎劃，其次是星紋等，位置多在錢面穿上下，但有標識的錢很稀少。筆者從2萬余枚漢半兩錢中只揀出有豎劃的10枚，面星的8枚，其他標記的6枚。有標識的僅占千分之1.1，絕大多數(shù)的錢沒有標記，這又如何區(qū)分爐別？
　　那么古錢上的紋識又如何解釋呢？古今學者一致認為，外圓內(nèi)方的古代鑄幣反映了古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此觀點首見于文籍的是西晉學者魯褒的《錢神論》：“錢之為體，有乾坤象，內(nèi)則其方，外則其圓。”既然錢是天地的象征，那么天地之間，沒有比太陽月亮更引人注目、使人敬畏的了。在象征天地的古錢上鑄上日（星紋）月是最順理成章不過的了。而錢面鑄上太陽（星紋），錢背鑄月亮，正是晝夜交替自然規(guī)律的真實反映（錢面代表白天，錢背表示晚上）。除了日月之外，天上顯見的當然還有星星、云彩、飛鳥，所以也有時也在錢幕上出現(xiàn)。
　　筆者以為，古錢上的月紋就是月亮圖，而星紋是太陽圖；錢幕上出現(xiàn)的多星點如北斗等才是星星圖。錢幣上的太陽月亮圖，應是反映了古人對日月的崇拜和敬畏。而錢幣上的星星、祥云、瑞雀等圖紋，亦都是古人所見天地之間物象的真實反映，也表示了祥瑞的含義，并非用于區(qū)分爐別。
　　日月紋常見于以后各朝錢幣，特點是紋識更大更標準。如五代唐國通寶背日，北宋元豐通寶背日月，南宋紹興元寶、淳熙元寶背日月，清代咸豐大錢背日月（由于有背文紋識較�。┑�，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西藏銅幣上還鑄有日月圖，所表達的意義清晰明了，不言而喻，更非爐別標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