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泉軒
如圖：
會同國寶48MM，52.63克。
景福國寶49MM，56.6克。
壽昌通寶 49，49.54克。
大定國寶（合背）49，64.58克。
近見小批量遼金篆書鑄母現(xiàn)世。外觀形制高度相似或同一。規(guī)制工整，造型標準。除少部分外緣寬度有所差別，表示有“移范”現(xiàn)象以外，皆顯舒展、大氣、精湛之風范。北方干坑罐裝銹，薄殼堅牢，或孔雀藍，或淡黃綠，秀色可餐。無異味。文字一律篆隸混書，工整嚴謹，一絲不茍。而背面一律隸書“當拾”。穿口一律修整，呈上下、右左對面斜向平行狀。而僅見“大定國寶”與“大定元寶”合背母穿口出現(xiàn)正口大，背口小的“漏斗形。十枚母錢規(guī)格竟有驚人的相似。從契丹會同、到遼保寧，景福、壽昌，直至西遼崇福；也包括金世宗大定元、通、重、國寶，直徑均為49毫米左右，內(nèi)穿13毫米，厚度4.5-5.0之間，重量35.82——64.58克之間。
反復觀察，傾向確真。然而其身份、用途成迷。
推測研析焦點有三：
一， 即為鑄母，延續(xù)跨越226年（契丹太宗938年為會同，到西遼承天后1164年為崇福），為何能夠做 到形制、規(guī)格、文字、折當高度一致？
二， 即為鑄母，必然產(chǎn)生普錢或制錢，為何背面一律標記“當拾”，此面值含義如何？
三， 即為鑄母，會同、景福，金大定竟然標示“國寶”名號？國寶還是錢嗎？國寶內(nèi)涵已經(jīng)大大超越了普通的錢。
當然還有可以提出的異議和問題。僅就以上三點，筆者作如下臆想和假說，以拋己之磚石，引泉友之金玉。
假說一，或可定義祭祀錢。與錢樹的祭天功能一樣，遼、金信薩滿，視死如伺生。后世祭祀用紙錢，夸大面值以盡其孝，而古契丹祭天、祭祖則用金、銀、銅貴金屬或器物、牲畜。所以，這種中型篆書大錢是祭祀所用，或為選項之一。
據(jù)此分析，當時的祭祀規(guī)模可能帶有舉國共性的成規(guī)。翻鑄，續(xù)鑄的客觀需要可能是硬性的。但在后續(xù)朝代，則可能是獨立的、分散的。同樣直徑、厚度、穿孔，而重量不同，說明貴金屬品類或含量的差異。耶律德光鑄錢祭祀太祖。遼道宗可能補鑄了部分同類祭祀錢。而到了北遼、西遼都可能續(xù)鑄。而金世宗大定之年又可能仿鑄了此類大錢。
假說二，背面“當拾”二字，或為契丹初備份祭祀價值的參考系。當拾并不一定是通常的當10 文，而可能是當10貫文，或當10兩紋銀。而后朝、后世沿襲當拾的標準，也會是理所當然。跌宕百年，當拾也可能形成概念中的符號。
假說三，會同、景福，大定使用了“國寶”的名號，似應為皇帝祭天，祭先皇，祭祖宗所用。國寶祭祀，標示了舉國的肅穆和莊重。受用方或可安享，否則含義會失衡。
至于一律采用篆書體為錢文，前頭是為了遵行漢族中原文化的官方正統(tǒng)，而后朝乃相沿成習之故。設若會同年間，敕令祭祀鑄錢一律篆書文字，也不是絕無可能。會同至壽昌，前157年“蕭規(guī)曹隨”，那么，70年后的西遼（包括與崇福時間相當?shù)慕鸫蠖ǎ┫嘌夭捎猛瑯拥囊?guī)制，也就可以理解了。戰(zhàn)亂，爭斗和廝殺目標是掠奪和占有；而在經(jīng)濟和文化上，敵我雙方可不一定絕而相悖。
假說祭祀鑄母更為可能的理由還有“祭（？）天圣寶的同坑大錢的佐證（見圖），
（祭）天圣寶49，58.26克。
然而，尚無[食貨志]類的記述作為旁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