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家驤 來源：《金幣資訊》29期 三 從西漢末到南北朝這個階段，可說是中國貨幣思想因經(jīng)濟衰敗、社會動蕩而停滯徘徊的階段。西漢到漢元帝時期(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32年)便開始由盛世轉人了衰世。土地兼并集中日益嚴重，朝政日益腐敗昏暗，社會經(jīng)濟衰敗，社會矛盾尖銳。這種社會經(jīng)濟政治方面的矛盾和危機，通過如下兩個事件嚴重地影響了中國貨幣思想的發(fā)展。一是有些思想保守落后的地主階級代表人物，把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貨幣流通的擴大視為各種社會矛盾和危機的主要根源，從而提出了廢除貨幣特別是廢除金屬貨幣的復古主張。公元前48年被漢元帝征為諫大夫的貢禹在上皇帝書中認為，當時之所以出現(xiàn)種種嚴重弊端和問題，除了漢武帝個人失德之外，就是由于“金錢為幣”，“棄本逐末”，“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錢也�！辈⑶夜�然提出“廢錢”，說：“病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歸于農(nóng)．復古道便�！必曈淼牧T錢主張，雖因“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被否定，但公元前7年哀帝即位后又有人上書說：“古者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绷硪患�事是王莽在掌握政權后，在實行王田、和五均、六莞的同時，對貨幣制度連續(xù)進行了四次荒唐的改制。特別是在第三次改制中，規(guī)定同時使用的貨幣中共有五物(即五種貨幣材料)，六名(即六種貨幣名稱)、二十八品(即二十八個貨幣品級)。并且二十八品各有自己的規(guī)格、成色、重量和名義價值，每種貨幣的品級級差各不相同，各種貨幣的兌換率也極其復雜。雖然改制打著繼承古代傳統(tǒng)和便利民用的旗號，實際上卻是貫串著通過發(fā)行虛價貨幣和頻繁地廢舊換新達到搜刮民財?shù)哪康�。因此這種改制就不是“用便而民樂”，而是破壞商品生產(chǎn)和流通，“每一易錢，民用破業(yè)”“農(nóng)商失業(yè)，食貨俱廢”。如果說貢禹等的罷錢論是在要不要金屬貨幣，要不要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上開歷史的倒車，那么王莽的貨幣改制就是在貨幣制度上開歷史的倒車。并且恰巧是從他們這種倒行逆施起，中國貨幣思想的發(fā)展進入了長達600余年的停滯徘徊階段。 王莽失敗劉秀建立東漢王朝后，在最初的幾十年內雖曾出現(xiàn)過經(jīng)濟恢復和政治穩(wěn)定的局面，并且恢復了五銖錢制，但是貨幣思想還沒有得到相應的發(fā)展，社會經(jīng)濟便開始轉向了衰落，貨幣制度和貨幣流通也隨之而遭到破壞。以后，從三國對峙到南北朝結束的近400年中，除西晉曾有過短暫的統(tǒng)一外，絕大部分時間是在戰(zhàn)亂頻繁、動蕩不安的形勢下度過的。商品生產(chǎn)、流通和整個社會經(jīng)濟遭到接連不斷的沖擊、破壞和摧殘，歷代王朝政府和各種地方割據(jù)勢力競相利用通貨貶損搜刮民財，民間私鑄私銷愈演愈烈，劣錢泛濫，物價波動，經(jīng)濟實物化傾向有所發(fā)展，谷帛為幣的現(xiàn)象明顯增強，錢幣流通范圍縮小，銅錢與谷帛雜用成了長期存在的現(xiàn)象。在這社會歷史大動蕩、大反復的漫長時間中，貨幣理論的探討顯得相當沉寂，史籍中記載的有關貨幣的議論，主要是圍繞著三個實際問題展開的。這三個問題就是：(1)該不該廢錢用谷帛；(2)該不該實行鑄幣貶損和通貨膨脹；(3)該不該由中央政府掌握鑄幣權。如果說在哲學和社會政治理論中，這個時期是以讖緯、玄學著稱，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走進了神秘玄虛的境界，那么這個時期的貨幣思想?yún)s突出地表現(xiàn)出務實的特點，很少結合實際對策的研究談論貨幣基本原理問題。如果說這個階段的貨幣思想還有積極的值得重視和稱述的貢獻的話，那么，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在上述三個實際問題的爭論上，一批論者堅持和發(fā)展了先秦和西漢已經(jīng)初步確立的正確觀點和優(yōu)良傳統(tǒng)，即堅持和發(fā)展了以錢為幣，反對廢錢用谷帛；堅持和發(fā)展了反對鑄幣貶損實行通貨膨脹的思想主張；堅持了由國家壟斷鑄幣權，維護鑄幣的統(tǒng)一的思想主張。例如在東晉元興二年(403)孔琳之在反駁桓玄的廢錢用谷帛的主張時指出：“《洪范》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故圣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谷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之為貨，則致?lián)p甚多，又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自于曩。故鐘繇曰，巧偽之民，竟?jié)窆纫砸�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廩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于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薄扒覔�(jù)今用錢之處，不以為貧，用谷之處，不以為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況又錢便于谷邪!”盡管孔琳之的議論并非完全精當，但卻從理論與實際等方面對廢錢用谷帛的論調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乃至先秦以來對廢錢用谷帛論調的最有力的批判。又如：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間(457—464)顏竣在批評錢幣貶損的主張時精辟地指出：政府實行鑄幣貶損，必將助長私鑄劣錢和剪鑿銷毀實重舊錢，“私鑄剪鑿，盡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于盡。”想用錢幣貶損減重的辦法“賑國紓民”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通貨貶值“于官無解于乏”，而“徒使奸民意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不僅“失算當時”，而且還會“取消百代”。而孔覬在南朝齊高帝建元四年(482)的《鑄錢均貨議》中則指出：“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即由于統(tǒng)治者在鑄錢時“惜銅愛工”偷工減料造成的。并且進而指出，他們之所以“惜銅愛工者”，是在于他們“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shù)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這種分析，實際上已觸及到了把錢幣視為“無用之器”的貨幣名目主義觀點的實際危害。同時正是因為他揭露了王朝政府在鑄錢時“惜銅愛工”的原因及其危害，便使“不惜銅愛工”成了后世金屬主義貨幣論者堅持鑄幣足值、反對通貨貶損的鮮明主張�？傊�，可以說正是南朝的顏竣和孔覬把反對鑄幣貶損、倡導鑄造輕重適中的足值錢幣的思想推進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這是南北朝貨幣思想發(fā)展的一個可貴成果。 四 隋、唐是中國古代貨幣思想隨著國家的同意安定和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繁榮而得到較好的發(fā)展的階段。隋、唐的建立結束了中國長期分裂動亂的局面，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大一統(tǒng)的狀態(tài)。政局的穩(wěn)定、文治武功的成就，帶來了社會經(jīng)濟的繁榮，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也隨之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在唐朝初建的百十年里，王朝政府總結了貨幣流通的歷史教訓，從武德四年（621）開始鑄造“開元通寶”。這是繼漢五銖之后的又一種有深遠影響的銅錢。它是一種凝結了長期鑄幣流通經(jīng)驗的、“輕重大小折衷、遠近甚便”的鑄幣，它的出現(xiàn)使中國的金屬鑄幣脫離了量名錢的體系，發(fā)展成了更高級的鑄幣的形式。此后唐王朝除在高宗乾封元年(666)一度鑄造過以年號為名的虛價錢“乾封泉寶”之外(僅一二年便停止鑄造使用)，長期堅持禁止私鑄輕薄劣錢，改變了南北朝時政府實行鑄幣貶損、民間私鑄盛行，輕薄劣錢泛濫成災的狀況。唐初在鑄幣制造、流通管理方面的正確措施，為商品貨幣經(jīng)濟的發(fā)展提供了重要條件。 當然，唐代也存在著難以解決的貨幣問題，而唐朝政府在處理這些難題時也出現(xiàn)過失誤。唐朝雖然創(chuàng)立了影響深遠的“開元通寶”鑄造制度，但并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一直存在的鑄幣短缺問題。終唐之世，一直為流通手段不足所困擾，一直沿襲著南北朝以來錢帛兼用的貨幣制度。在商品經(jīng)濟進一步發(fā)展、絹帛為幣的缺陷日益突出時候，唐朝政府還于開元二十年(732)九月和開元二十二年(734)十月接連明令“錢貨兼用，違者，準法罪之”，“錢物兼用，違者科罪”。到了元和六年(811)還又通令“公私交易十貫錢以上，即兼用疋段”。而另一方面，又對貴金屬白銀、黃金作為貨幣進入流通持否定態(tài)度。《唐律》規(guī)定：“若私鑄金、銀等錢，不通時用者不坐�！睉椬谠�和元年(806)還下過禁嶺北采銀之詔：“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礦，銅者可資鼓鑄。銀者無益于生人。”唐王朝既不懂得絹帛貨幣作用的衰退和貴金屬的貨幣化都是政府無法左右的必然趨勢，又未能從其他方面補救流通手段的不足，所以隨著商品貨幣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這一問題便愈益嚴重起來，以致在德宗建中元年(780)兩稅法實施，實行以錢定稅之后，發(fā)展成為嚴重的“錢荒”，成為朝野關注議論紛紛的熱點問題。這種情況就使得從唐玄宗在位起一直到唐末，絕大部分有關貨幣問題的探討、爭議和論著，都是圍繞著“錢荒”問題和以后實行的兩稅納錢問題展開的。盡管如此，唐代在貨幣問題探討方面取得的成就仍然明顯地超越了東漢、魏晉南北朝，成了繼先秦西漢之后貨幣思想發(fā)展較好的又一個重要階段，從而使得中國在貨幣理論的探討和創(chuàng)獲方面，繼續(xù)保持著在當時世界上的領先地位。其主要表現(xiàn)是： 1．在銅錢短缺日益突出的時候，張九齡于開元二十二年(734)提出“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即開放民鑄來解決通貨不足問題，劉秩、裴耀卿、李林甫等反對放鑄，力主維護國家壟斷鑄幣權，實行銅錢的集中、統(tǒng)一鑄造。劉秩在反對開放私鑄的《錢貨議》中，繼承和發(fā)展了賈誼和《管子》的貨幣思想，從貨幣是“平輕重而權本末”干預調控國民經(jīng)濟，維護社會安定的工具的高度，空前深刻地論述了國家壟斷鑄幣權，實行鑄幣集中統(tǒng)一鑄造的必要，指出開放私鑄不僅不能解決通貨短缺的難題，反而造成劣錢泛濫，流通混亂，“貧者彌貧”，“富者乘之而益恣”。并且論及了錢的數(shù)量多少與“物之貴賤，錢之輕重”的關系，提出了“人日滋于前而爐不加于舊”是當時錢少、錢重的原因之一，第一次把貨幣的需要量同人口的增長聯(lián)系起來，為人們考察流通中需要的貨幣量，解決通貨短缺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點。 2．安吏之亂期間，唐王朝財政危機嚴重，根據(jù)第五琦的建議發(fā)行虛價大錢，推行鑄幣膨脹政策，以致大錢購買力跌落，物價上漲，私鑄繁興，劣錢泛濫，足值“開元通寶”被人們收藏、銷熔。劉晏于上元元年(760)兼任鑄錢使后，不僅改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堅決制止鑄幣貶損、膨脹，并且還將虛價大錢的法定價值貶低到它的實際價值以下，利用西漢賈誼已經(jīng)發(fā)覺的“奸錢日繁，正錢日亡”的現(xiàn)象，即劣錢驅逐良錢的教訓，較快地把虛價大錢驅逐出了流通領域，改變了貨幣流通的混亂狀態(tài)。劉晏在貨幣政策上的這一創(chuàng)舉，比英國托馬斯·格雷欣1559年提出“劣幣驅逐良幣”定律早了800多年。 3．著名政治思想家陸贄(754—805)在討論“錢荒”及“兩稅以錢定稅”的時候，不僅明確地指出了貨幣是為解決“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而創(chuàng)立的，而且繼劉秩之后，更加明確地提出了一套貨幣數(shù)量論觀點，他說：“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系于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縮�！边@一被后人認為是“最為典型”的古代貨幣數(shù)量論思想，比西方貨幣數(shù)量論創(chuàng)始人法國波丹提出貨幣數(shù)量論早800多年。 4．在繼承和發(fā)揚《管子》運用貨幣調控商品流通和國民經(jīng)濟方面，白居易提出了比劉秩、陸贄更加精辟的論斷。他認為貨幣流通依附于商品流通，而商品流通又要靠貨幣來調節(jié)。他說：歲有豐兇，物有盈縮，“圣王知其必然，于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以時斂散之，……則衣食之費，谷帛之生，調而均之，不啻足矣”。又說：“谷帛者生于農(nóng)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財物者通于商也，錢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節(jié)其三，三者和均，非錢不可也�！�…斂散得其節(jié)，輕重便于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有圣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边@種用貨幣調節(jié)商品流通、調節(jié)農(nóng)、工、商關系及各種社會力量的經(jīng)濟利益的思想，無論是在當時的中國還是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是很了不起的。 5.德宗建中元年(780)根據(jù)楊炎的思想主張改租庸調為兩稅法，實行以錢定稅后，早已存在的通貨不足發(fā)展成為嚴重的“錢荒”，如何評價和對待以錢定稅成了分析和解決“錢荒”即流通手段嚴重短缺問題的必議之題。賦稅的貨幣化趨勢的出現(xiàn)，擴大了貨幣對經(jīng)濟的影響，因之也就勢必會拓寬貨幣研究的領域和視野，豐富貨幣思想的內容。在如何認識和評價以錢定稅的爭議中，楊炎提出和主持實施兩稅納錢，符合實物稅必然轉化為貨幣稅的歷史發(fā)展趨勢，有利于商品貨幣經(jīng)濟的發(fā)展，確有應當肯定之處。反對實行以錢定稅、兩稅納錢的李贄、柳宗元、白居易等人，主張“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思想保守，也沒有道理。但他們的反對意見中也確實反映了當時向貨幣賦稅轉化的條件還不具備，納稅百姓也缺乏承受能力等實際問題與民間疾苦，同樣有值得肯定和不容忽視的地方，他們把改變兩稅征錢作為緩解“錢荒”的一項措施也不無可取之處。這次爭議提出的問題以及經(jīng)過爭論兩稅征錢終于在長慶元年(公元821年)改為征布帛的實事，說明賦稅的貨幣化雖然是賦稅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但是它的實施卻需要具備必要的社會物質條件和納稅百姓的承受能力。正因如此，所以我們有必要細心辨析爭論雙方意見中的可取之處，不能單就一點，不及其余，完全肯定一方而完全否定另外一方。 此外，正是在探討貨幣流通的實際問題的過程中，唐代的有些人還探討和論及了貨幣的起源、職能等基本理論問題。如楊於陵認為王者制錢是為了“以權百貨，貿(mào)遷有無，通變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杜佑則說：“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數(shù)，既有數(shù)，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币陨险撌鲭m然語焉不詳，但卻反映了人們對貨幣起源、職能的認識正在日趨深化。 正是上述成就，使得唐代成了先秦、西漢之后中國貨幣思想由一個有重要發(fā)展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