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稿刊載于《錢幣》報2014年12月下旬，如需轉載，請務必注明來源于《錢幣》報，轉載于中國集幣在線(http://024w.cn/)，謝謝！
內(nèi)容摘要：
西夏在政治、軍事上與宋朝長期對峙，可謂“刀光劍影”，而透過筆者收藏的崇宗所鑄系列漢文錢及其幣制分析研究發(fā)現(xiàn)，其在經(jīng)濟、文化上與宋朝卻異常熱絡，“情意綿綿，藕斷絲不斷”，成為中華大地歷史上各民族最終走向融合的重要因素。
正文：
一、“元德”漢文錢鑄行的歷史背景。
西夏是我國古代散居于今青海省西南和四川松潘以西廣闊地帶的少數(shù)游牧民族羌族的一支黨項族，全盛時期的疆域占有現(xiàn)在的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全部、陜西省北部、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西部和甘肅省大部，幅員方約二萬余公里，都城興慶府，即現(xiàn)在的寧夏回族自治區(qū)銀川市。自稱“大夏”、“大白上國”、“白上大夏國”，因其位置在宋、遼、金以西，歷史上稱其為西夏。西夏自北宋仁宗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十月元昊稱帝，廢大宋年號，去唐賜李姓、宋賜趙姓，改皇室姓氏拓跋氏為嵬名氏，命大臣野利仁榮參照漢字編制推廣使用西夏文，就不斷地侵擾宋朝并取得豐厚的“歲賜”，歷10帝、189年。元昊時實行“興番抑漢”，毅宗、惠宗時雖有所變化，但朝廷內(nèi)始終存在從“番禮”和“漢禮”之爭，特別是崇宗之前的惠宗時期，由于母梁氏及舅梁乙埋專權，曾囚禁傾向于宋的惠宗，又恢復了“番禮”。西夏惠宗擬結好于宋朝時，曾依照宋太宗“太平通寶”錢形制（圖1），鑄過漢文“大安通寶”小平錢（圖2），從其錢的形制和書風上看，應為改范錢，改范時保留了“通寶”二字，“大安”二字明顯偏大，與形體小的“通寶”不協(xié)調(diào)，又鑄有自身特色的楷書“大安通寶”小平錢(圖3)。但隨著惠宗被母梁氏囚禁而夭折，僅屬試鑄，并未正式流通，至今屬極罕見之品。崇宗即位后借遼的勢力殺梁氏親政后，去“番禮”制度，實行以漢法治國，大力提倡漢文化，以改變西夏的落后風氣，使其社會政治經(jīng)濟得到了空前發(fā)展。該漢文元德通寶、重寶系列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鑄行的，可謂開西夏漢文錢幣之先河。
二、崇宗“元德通、元寶”的幣制
崇宗鑄行的漢文元德通寶、重寶三等系列錢，從其形制、書風特征等，經(jīng)反復查對比較，是特意從宋哲宗、徽宗的某個特定錢幣書法精心挑選臨摹而成的，耐人尋味。
1、開啟西夏系列漢文錢幣。
（1）、楷書小平元德通寶（圖4）摹仿元符通寶小平楷書（圖5）。
二錢“元”之“兒”字的“撇”書均為左旋筆，“豎鉤”筆均為直下“金鉤”；“通”之“甬”頭首畫均為“昂”通；“寳”字均為“直蓋頭”，“貝”之“八”書，左撇左旋書，右捺為“頓”筆。形制上均為方孔正方“口”，面廓深背廓略淺，面外緣廓稍寬，背緣廓稍窄。不同的是元德通寶錢含鉛錫較多，銅質暗淡，元符通寶含銅量高，銅色光亮質優(yōu)。
（2）、隸書小平元德通寶（圖6，華光普《中國古錢大集》拓圖）摹仿元符通寶（圖7）。
二者錢文“元”、“通”、“寳”三字書風似一墨相承，均為“開口”元、“絲”走“之”“昂”通、“直蓋”頭、“平折”書之“八貝”寳。形制均為面廓深背廓淺；面內(nèi)廓稍窄，背內(nèi)廓略寬，方孔呈正方形。
（3）、折二楷書元德重寶光背（圖8）摹仿政和重寶行書（圖9）。
該元德重寶之“重寶”二字與政和“重寶”的用筆形似出自一人之手筆，“元德”二字的書風也與政和錢的書法氣息相通，筆畫遒勁，若離若即。形制上二者均為面廓較深，背廓淺平，內(nèi)穿廓面窄、背寬，尤其是其方孔尺寸大小幾乎相等，令人好奇。
（4）、折三元德重寶光背錢（圖10，華光普《中國古錢大集》拓圖），與元德重寶折二錢書法氣息相通。
2、第一次出現(xiàn)折當三等幣制。
崇宗元德錢一改之前單一西夏文小平錢文稱“寶錢”制，統(tǒng)一用漢代年號加通寶、重寶三等幣制，讓人耳目一新。楷書小平元德通寶直徑2.3cm，厚0.13cm，重3.63克，與隸書元德通寶小平錢大小一致，已沒有西夏文小平的大小之分；折二元德重寶光背有大小兩種，大者直徑2.7cm（華光普《中國古錢大集》拓圖），小者直徑2.6cm，厚0.18cm，重6.48 克，保留了西夏文小平錢分大小直徑2.3cm、2,4cm、2.5cm特點，彼此之間相隔0.1cm；折三元德重寶直徑3.2cm，說明其小平和折三錢的直徑比較固定，折二錢的形制在變化之中。上述錢幣尺寸參數(shù)符合翁樹培《古錢匯考》所云“西夏錢大者，比宋折二錢差小，小者與宋小平錢同”的考證。
3、首鑄元德重寶折二型“殷”背文錢。
該折二型元德重寶背殷錢為首次發(fā)現(xiàn)的創(chuàng)見品，也是西夏首枚背文錢，之后的西夏仁宗效仿鑄有天盛元寶背“西”錢。此元德重寶背殷錢為典型的北宋含銅量高特征的水坑錢，橙黃色包漿，直徑2.7 cm，厚0.15cm，重 5.27 克（圖11）。其書風已不再是單純的摹仿宋朝某種特定錢文，而是楷隸書筆兼而有之，形成西夏漢文錢自身的特色，但還是可以從其身上找到一些效仿的影子。該元德重寶背殷錢與崇寧元寶鐵錢（圖12）之“元”，書風相近，楷隸兼書，呈圓弧“鉤”元；“德”之雙人旁呈敞開“雙人”排列，阿羅多姿，與崇宗“大德通寶”小平之“德”書筆吻合（圖13）；“重寶”二字則承繼了元德重寶折二光背錢之書筆，但形體上略有縮小。其背文“殷”也很有特點，左邊結構字形部首似草書“馬”（見北京市中國書店1983年版《草書字典》第713頁‘殳部”唐太宗草書‘殷’體例），右邊的“殳”字上部從“口”不從“幾”（見上海書店1985年版《書法字典》第280頁‘唐碑’書‘殷’體例）。從其形制、鑄工特別是銅色看，是為北宋爐所鑄，誠如李如森《中國古代鑄幣》第269頁云：“北宋滅亡時，西夏趁機攻取陜西等地，掌握了鑄錢技術，提高了鑄錢質量，其漢文錢制作一般都比較精準，錢文規(guī)矩，稱作‘元寶’或‘重寶’，為北宋撤出后的陜西爐所鑄�！�
三、元德錢“政冷經(jīng)熱”文化現(xiàn)象透析
1、刻意摹仿宋朝特定錢文書法，出于崇宗講和示好的暗示。筆者曾在《中國商報•收藏拍賣導報》（2010年9月23日第3版）發(fā)表過一篇《胡氏代陳》小文，明朝中國皇帝管理的安南王國（今越南）在建文時期，陳氏王朝的駙馬黎季犛(后特意改姓胡)，為了達到“胡氏代陳”的目的，向明朝示好，其鑄造的一枚“圣元通寶”小平楷、隸、篆書三體錢，其錢文書法就是特意從宋仁宗、神宗、徽宗錢幣上精心挑選臨摹而來的。而臨摹北宋錢文書法鑄錢的先例則是西夏崇宗的元德錢幣，也是崇宗出于對宋朝示好講和的目的。史載，西夏永安二年（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二月，崇宗出兵幫助遼平息拔思母部起義后，希望同宋朝講和，哲宗不許。在遼朝出面斡旋的情況下，乾順又處死曾為梁太后策劃擾宋邊境的嵬保沒、結訛遇二人，并遣使向宋朝上謝罪表，宋朝才答應與西夏議和，恢復“歲賜”。宋徽宗繼位后，于西夏貞觀四年（徽宗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開始對西夏用兵，西夏一敗再敗，乾順遣使向宋朝講和，遭到拒絕后，又向遼求援，遼朝為此遣使向宋朝入貢，宋朝才答應與西夏議和。從雍寧二年（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至元德元年（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宋朝又多次出兵西夏，元德元年六月，乾順在對宋作戰(zhàn)大獲全勝的情況下，又一次以遼的名義再次向宋朝請和，宋朝被迫接受與西夏議和。因此，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乾順是想盡一切辦法示好于宋朝，摹仿其錢幣文字書法便是象征。
2、創(chuàng)立元德三等錢幣制，西夏對外經(jīng)濟貿(mào)易發(fā)展的需要。一方面宋哲宗時期恢復“歲賜”之后，宋徽宗即位又多次對西夏用兵，每次都以西夏政治上的依附國遼王朝的名義議和，才維系了原有的“歲賜”。但隨著金帝國滅遼后，這種“歲賜”關系已極不穩(wěn)定，加上崇宗元德八年（1126年，宋欽宗靖康元年）金滅北宋，導致以使用宋錢為主的西夏出現(xiàn)“錢荒”。據(jù)遼、西夏和金出土記錄的大批宋代銅錢中唯獨不見有宋代銀鋌，有人推測宋對西夏“歲賜”的銀幣7200萬兩，是把銀換算成銅錢結算的。如果僅把銀以每兩折合成100個小平銅錢計算，宋每年送給西夏的錢幣近70噸，折小平錢1700多萬枚。西夏就是在這種特殊經(jīng)濟現(xiàn)象上而存在的，現(xiàn)在這種“特殊現(xiàn)象”已不復出現(xiàn)了。同時，北宋亡后，金國出于保護銅錢不外流的目的，也采取宋朝的手段，在與西夏交界的地區(qū)專設鉄錢區(qū)， 遏制其銅錢流入西夏。據(jù)此，崇宗便力排眾議，發(fā)奮鑄造元德三等錢，便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另一方面，西夏占據(jù)中外陸上絲綢之路主道河西走廊，商貿(mào)在其社會政治經(jīng)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故非常重視與周邊諸國和西方的貿(mào)易。據(jù)楊富學、陳愛峰《西夏錢幣的流布區(qū)域及相關問題》（《隴右文博》2009年第2期）介紹，敦煌地處絲綢之路要沖，各國貢使、商人往來頻繁，漢代時已是“華戎所交，一都會也”。西夏攻滅回鶻據(jù)河西之后，大食、回鶻商人以及天竺僧人到北宋，他們所走的路必經(jīng)河西路。據(jù)考古資料介紹，目前已知西夏從西方購買轉手賣給東方的產(chǎn)品種類如乳香、玉石、琥珀琉璃等達12種以上。西夏文瓜州審判案卷記錄了天賜禮盛國慶二年（公元1070年）瓜州（今甘肅縣境內(nèi)）的貿(mào)易和紛爭，案卷中提到“鑄銀近萬”的巨資以及“諸處為販”，瓜州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畫中的商旅圖也再現(xiàn)了這一史實�？梢姰敃r敦煌地區(qū)的貿(mào)易盛況和貨幣經(jīng)濟發(fā)展程度。顯然，在北宋“歲賜”成為泡影后，僅以西夏文小平錢，已完全不能滿足當時西夏對外貿(mào)易的需要。史載，崇宗親政后改變了西夏的國策，使得與宋朝罷戰(zhàn)。遼存在時政治上依附于遼，經(jīng)濟上與宋交好，整頓吏治，減少賦稅，注重農(nóng)桑，興修水利，遼亡后又依附于金，從而使西夏百姓得以休養(yǎng)生息，加上宋朝又重新恢復“歲賜”和開放榷場，以致西夏經(jīng)濟有了快速發(fā)展。當時西夏崇宗的御史大夫謀克寧就曾提出“富國之方，無非食貨”的主張（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三十二）。因此，一貫堅持崇尚漢學的崇宗，為適應對外大額商貿(mào)的需求，吸取北宋幣制的優(yōu)越性鑄造了元德通寶、重寶三等錢。
同時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既然崇宗已確立鑄行元德通寶、重寶三等幣制，為何這種銅錢特別少見？近從網(wǎng)上發(fā)現(xiàn)了確為真品的漢文元德重寶折三型光背鉄錢。筆者認為，由于西夏缺少銅材而產(chǎn)鐵多，從河套地區(qū)出現(xiàn)的大量西夏鉄錢類推，極有可能是西夏在與宋、金交界地區(qū)也大量行用鉄錢，以應對對其錢禁，所以元德銅錢流傳下來難得一見。
3、寓意深刻的元德重寶背“殷”，漢文化在西夏意沉積的體現(xiàn)。此元德重寶背“殷”，既非西夏崇宗后來的仁宗鑄天盛元寶背“西”直指西興監(jiān)（華光普《中國古錢大集》第891頁注），又非五代王延政所鑄的開元通寶背“殷”大錢（圖14）、天德重寶背“殷”錢（圖15）所指的宣傳其國號“殷”之義。那么，該“殷”究竟為何義，由于沒有現(xiàn)存的史料，只能給人留下種種揣測。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殷”之義，體現(xiàn)了漢文化在西夏的沉積。
筆者試以崇宗李乾順身邊發(fā)生的相關史實為支撐，對其背文“殷”的含義詮釋如下：
1、以“殷”作“殷事”解，祭奠悲憤而死的父皇惠宗。
殷事，即古代帝王于每月初一和十五日為新死之君舉行的祭祀。西夏元昊規(guī)定，以每年每一季的第一個月的朔日（初一）為“圣節(jié)”，讓官民禮佛（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八、卷一九）。西夏大安二年（1076年），十分喜好漢族儒家文化的惠宗親政后，向在與宋朝作戰(zhàn)中西夏俘虜?shù)牟簧贊h人文士，請教和學習宋朝禮儀制度。大安六年（1080年），惠宗在皇族的支持下，正式廢除“番儀”，復行“漢禮”。聽政的惠宗之母梁氏反對無效，后將其囚禁。在國內(nèi)的一片大亂之下，為平民憤，1083年6月，梁氏才讓惠宗復位。梁太后死后，皇族的仁多保趁機與太后族的梁乞逋爭權奪利，惠宗身為皇帝，卻對此無能為力，心中充滿屈辱，1086年7月，惠宗憂憤而死，年僅二十六歲，謚號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因此，該背“殷”之義有可能是為胸懷大志而英年早逝的父皇李秉常所鑄的祭祀幣，借此為崇宗“漢法治國”制造輿論基礎。
2、以“殷”作“殷薦”解，為母梁太后祈求冥福。
殷薦，即奏盛大樂歌，祭祀天地鬼神�！兑住ぴァ罚骸跋韧跻宰鳂烦绲拢笏]上帝，以配祖考�！睋�(jù)《寧夏網(wǎng)》和央視國際《國寶檔案》之《涼州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中介紹，1804年，清代著名西北史學家張澍在甘肅武威發(fā)現(xiàn)“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戊十五戊子建”《護國寺感應塔碑》碑文記載，大意是：大夏國第四任皇帝乾順三歲時便繼承了王位，掌握了聽政大權的乾順之母梁太后，曾多次帶兵與宋軍交戰(zhàn)。她聽說民間傳有涼州護國寺能顯靈，便時時叫人向感應塔祈禱，卻每次都能取得勝利。特別是天佑民安三年（1092年）冬武威大地震，又把塔震斜了。當?shù)厥爻颊泄呐扇诵蘅槙r，塔竟又自行恢復了原狀。為了旌表佛塔的“靈驗”，西皇太后和皇帝李乾順下詔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于天佑民安四年（1093年）重修護國寺感應塔，并于乾順滿十歲之日，在護國寺舉行了盛大的佛事活動，當場“勒石立碑，以茲紀念”。史載，乾順即位后，尊儒崇佛。夏貞觀三年（1103年），乾順為母后祈福，于甘州（今甘肅張掖）建造了宏偉的臥佛寺。因此，該背“殷”錢可能是其舉行的護國寺感應塔以及臥佛寺為母后祈福的祭祀活動所鑄紀念幣。
3、以“殷”作“殷鑒”解，宣示建立君主集權體制。
殷鑒：《詩·大雅·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事�！薄掇o源》第913頁注：原謂殷人滅夏，殷的子孫應當以夏的滅亡作為鑒戒，后指可以借鑒的往事。因而借以殷人滅夏的歷史教訓告誡夏國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史載，乾順親政后，吸取前朝外戚專權的教訓，努力削奪母黨的勢力，確立君主集權的體制，頒布等級制的官階封號，除皇帝及帝位繼承人外，分為七品，實行以漢法治國，使西夏的政治制度日臻完備，從而結束了累朝出現(xiàn)的外戚貴族專權的局面。因此，該背“殷”也有可能是仿照宋朝錢幣上宣傳其國號而宣示其建立君主集權體制之宣傳品。
4、以“殷”作“殷實”解，贊譽國家增大威望之舉。
“殷實”一詞，《辭�！贰ⅰ掇o源》均注源自《后漢書·寇恂傳》中“今河內(nèi)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以及“復借寇君一年”，百姓攔路向光武帝挽留寇恂的“借寇”的典故，即頌揚寇恂管理的境內(nèi)人民富足。然而，巧合的是寇恂的經(jīng)歷與黨項族平夏部首領拓跋思恭卻有驚人的相似。寇恂，東漢上谷昌平（今北京市）人，字子翼，世為地方豪強，光武帝占領河內(nèi)（黃河以北，約相當今河南省南北兩岸地方），他被任命為太守，曾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軍綠林軍蘇茂、賈強等部，繼任潁川（今河南上蔡西南）、汝南（今河南禹縣一帶）太守，封雍奴候（今屬天津市）。而投靠唐李世民大帝定居在河套以南的黨項族平夏部首領拓跋思恭，與唐末因出兵助唐鎮(zhèn)壓黃巢農(nóng)民起義軍有功，被授予定難軍區(qū)（陜西橫山）節(jié)度使（司令官），進爵夏國公，賜姓李氏，即李思恭。從此，黨項族據(jù)有銀（今陜西米脂西北）、夏（今陜西橫山北）、綏（今陜西綏德）、靜（今陜西米脂西北）、宥（今陜西靖邊北）五洲之地。西夏到崇宗時期，李乾順對外實行政治上依附于遼金，經(jīng)濟上結好與宋的“和親”政策，對內(nèi)實行以“漢法治國“，整頓吏治，減少賦稅，注重農(nóng)桑，興修水利，在他的勵精圖治下，西夏國勢強盛，政治清明，社會經(jīng)濟得到很好發(fā)展。乾順死后，謚號為圣文皇帝。因此，該背”殷“錢，即借寇恂的“殷實”典故，頌揚李思恭之后的崇宗夏國富足一方。
以上“殷事”、“殷薦”、“殷鑒”、“殷實”之解，筆者認為尤以“殷實”最接近元德重寶背“殷”之含義，其與唐代開元通寶、五代十國閩王延正之開元通寶、天德重寶背“殷”，北宋的皇宋通寶、圣宋通寶等錢文，都是對這個國家的贊譽，是增大國家威望之舉。
參考書目：
1、 華光普：《中國古錢大集》（丙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 李如森：《中國古代鑄幣》（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3、 《西夏折二元德重寶賞析》（中國古典家具網(wǎng)，2014年1月）
4、 360詞條：《西夏崇宗李乾順》（2014年1月）
5、 360詞條：《西夏錢幣》（2014年1月）
6、 楊富學、陳愛峰：《西夏錢幣的流布區(qū)域及相關問題》（《隴右文博》2009年第2期）
7、 《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寧夏網(wǎng)，2007年1月）
8、 任積泉：《大佛寺與西夏佛教文化》（道客巴巴網(wǎng)，2014年1月）
9、 360詞條：《張掖大佛寺》（2014年1月）
10《辭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2.jpg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3.jpg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4.jpg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5.jpg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6.jpg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7.jpg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8.jpg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9.jpg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10.jpg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11.jpg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12.jpg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13.jpg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14.jpg
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15.jpg
